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王益，案发前不但有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国开行副行长的耀人光环，而且还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博士生导师，并协助创办了光华EMBA。王益其人，大概是一个“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的人。这一点，从他事发被调查时，让央视美女主播刘芳菲把他让行贿人李涛给刘的200万元购房款还给李涛，并让刘给了李涛4万元利息，成功地“拯救”了一位央视女主持人和自己的前女友，可以得到证明。比起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副省级)2007年7月指使亲信在情妇柳某的轿车上安装爆炸物把她当街炸死，以及近日浙江温州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怒杀老下级情妇邵某并抛尸大海，显然，“无情郎”与“有情人”有云泥之判，柳某、邵某只能在阴曹地府自怨自艾遇人不淑，刘芳菲或可额手称庆。

　　王益更让人“感动”的地方，还是对北大的情义。他从一个“乐盲”突然变得有了“音乐灵感”，创作大型交响乐《神州颂》，并把创作成果归结为6年北大教育给他的影响。一直以来，一个人有了成就，取得成功，都愿意提及学校的影响，或家庭、组织对自己的帮助。而学校、家庭、组织也都乐于“笑纳”，更有具体的师长、亲人或负责人挺身而出，大谈好学生、好丈夫(媳妇)、好同志的成长经历。但是，一旦这个人从好变坏，比如变成正在受审的王益，或已经双规的谢再兴，这些人似乎一下子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成为无人认领的“失物”。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些人手伸得特别长，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在我看来，出了一个好人，大家都出来说和自己有关系，出了一个坏蛋，集体失语，这起码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好像已经多年不讲唯物辩证法了，不讲内外因，不讲主客观。不久前,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政协常委王亚丽“造假骗官”真相大白。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大姑娘，竟然能够通过身份、年龄、履历、档案造假，当上地区高官。怎么考察的，谁承担提拔的责任、用人的责任、监督的责任，统统没有下文了。

　　从王益到谢再兴，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只要是人，就都有犯错误或犯罪的可能。不管是学校或组织，都不能保证自己教育、培养的人一个都不出问题，个个都成为栋梁。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研究这些人的问题是怎么出来的，找到防止问题闹到难以收拾的对策和办法。据报道，谢再兴“一直是组织部门重点培养对象”，他当三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时，就和担任团县委副书记、书记的邵某相好，且有七八年时间，在台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或说是“公开的秘密”。官员出了问题，不能都推给组织部门，谢再兴本人就曾挂职任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组织部门也是由具体的一个个人组成的，“重点培养对象”出了问题，也应当有具体的人承担培养责任、用人责任。只有让培养、用人的人都负起责任，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培养、用人失误。　苏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