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张星海拍摄北京地铁已经六、七年了，长期在循环往复中拍下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乞讨者、流浪歌手、外地旅游者、农民工、小偷、保安、警察、学生、醉汉、理发师、建筑工人、厨师、做广告的人、朋克、公司职员、患病者、失恋的女人、调情者、捡破烂的老妇、无家可归的老人、情侣、卖报纸的人、侏儒、发广告的、办假证者，偶尔也会看到有钱的贵妇和身材高挑的模特。他们都行色匆匆，在这个舞台上不断地闪过，很快消失在人流之中。张星海说，也许50年、100年后，当人们看到这些照片时，他们会说：哦，我们过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云南籍北漂女孩杨畅怡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故事。作为国内某知名搜索网站的网页设计师，她的年薪在10-15万元之间。不过在她看来，这个收入只够维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远远到不了肆意消费的程度。“尤其是买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远在乡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结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50-130万元。如果还要海外留学，没有200万元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北京，有很多人年轻人跟杨畅怡一样，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理论上，作为都市白领的他们应该是步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主力军，然而面对严峻的工作压力，高昂的生活成本，目前仍然拼命挣扎在生存线上。大部分人是“月光族”，没有存款、更谈不上财产性收入，离中等收入群体十分遥远。
与此同时，在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大城市中，还聚集着大量收入微薄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前两年被命名为“蚁族”，现在多自嘲为“屌丝”。今年两会期间，又有政协委员将他们和城市打工者、新生代农民工、小手工业者一起，命名为“社会新底层”。对这些人而言，任何梦想似乎都遥不可及。
早在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就宣称，到2009，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而更大胆的结论来自亚洲开发银行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约占总人口的62%。因采用数据无说服力，同时又忽视物价水平、消费环境、国情差异、价值观念等因素，这些报告引发的仅是媒体的质疑和网民的讥讽。“中产”一说，终归于虚妄。
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中产不仅是较高的收入，更和有尊严的劳动、更体面的生活、强烈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关。比较普遍的论调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而在目前的官方话语体系中也没有这个词汇，仅以“中等收入群体”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