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 上海 每天有18—20个孩子离开父母。这样算来，每年有近7000个不幸的家庭失去自己最宠爱的孩子。据有关数据显示，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死亡的16岁以下未成年人有50—60万人。“上海“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就是由上海市一些痛失子女的家庭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自从他们的孩子因种种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面对这个充满变数的人世，父母们就不得不学习和适应另外一种观看方式。8年来，“星星港”从初始的10户家庭发展到如今的400户家庭，500多位家长，从初始自发的民间组织逐渐发展成了国内第一家以为丧子家庭提供精神支持为主的哀伤辅导机构。

　　虽然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因为过了生育的年龄，再也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在经历过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之后，“星星港”的家长选择互相扶助，他们聚会、登山，也去福利院、少教所和地震灾区陪伴和鼓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星星港”还有一位家长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20年前，舒曼（化名）经历了孩子去世的打击，这反而成就了她的一个梦想，那就是自己背包游遍全国。每年两次出行，如今她的足迹已经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

李欣（化名）大学老师：“越在这种时候，女人越要自立”

　　13年前，德国。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违章行驶的重型卡车撞倒了李欣的孩子，警察第一时间告诉李欣，孩子在事故中没有一点过错和责任，但是他们却不让她去见儿子最后一面，因为卡车碾过了孩子的头部。多年过去，每每想起孩子，李欣还是会告诉自己：“他上学去了”。

　　儿子郭闽很优秀，他喜欢打乒乓球，喜欢科技和无线电，在学校里参加了不少兴趣小组，曾经一度，儿子郭闽的梦就是李欣的梦。上了中学的郭闽还对李欣说过：“牛顿和波尔这些物理学单位都是以物理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未来我要做出一项发明，让‘郭’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很长一段时间，李欣不能感受到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到了下学时间，她还会等待孩子回家。作为留学生，李欣夫妇共同撑过了不少辛苦的日子，把6岁的孩子接到德国，想要给孩子的就是一个美好而开阔的前程。直到交通警把孩子出门时背的书包送回了家里，她找出孩子6岁刚到德国时的书包，把两个书包摆在一起，一大一小的两个书包，浓缩了孩子在德国8年的全部人生。她哭了。

　　最严重的时候，李欣想过自杀，而打击接踵而来，2年后，没等到她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做科研工作的丈夫有一天对她说：“我们分开吧”，李欣去查夫妻俩共用的户头，才发现里面的钱早已经被他转到了别处。“面对这种事的时候，男人和女人想的办法是不同的”，她说。“星星港”的家长中，有不少因为夫妻经受不住丧子的打击而选择离婚的例子。“两个人因为处理痛苦的方式不同，就会特别难以沟通和磨合，我先生也是家族中的独子，他承受压力的方式就是，去构筑一个新的家庭。”于是，从那以后，李欣只有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一切。

“最初儿子走了，我想就真的只能靠丈夫了，其实越在这种时候，女人越要自立。很多人会劝你说，遇到这么大的痛苦，该休息休息了，所有事情交给男人去做，其实是不对的，人还是要靠自己。我现在也会观察其他的丧子家庭，遇到情感刺激的时候，女人会不断地抱怨，会向男人发泄情绪，忘了给男人体面，而男人不说，但是忍耐到一定限度，他会逃避。”最消沉的时候，她考虑过用喝酒或者吃安眠药的方式让自己好过一点，朋友生气地说：“你再这个样子，就太对不起我们这些朋友了！”。由于一位编辑的鼓励，李欣开始尝试着写出关于儿子的一切，从他到德国的第一天，一直到他的离去……时光不知不觉中过去，随着文章被一点点连载出来，李欣撑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她把那份在德国的学校里教授汉语的教职继续了下去，她说：“孩子不在了，我不能让自己懒下去”。

　　2007年，李欣50岁，回国筹办一个国际幼儿园，也开始在大学教德语。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她通过网络寻找捐款的渠道，意外发现“星星港”，李欣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朋友。第一次到“星星港”过春节，刚听到台上主持人说出一句“兄弟姐妹们”，一向自认为坚强的她就掉了眼泪，“我才发现自己在内心里并没有真正摆脱那次事故带来的阴影”。春节以后，“星星港”的家长一起去爬山，在山上休息的时候，他们互相招呼着唱歌，李欣也加入了。“我才觉得我也行，我还能站得起来，其实我一直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开怀大笑”。

　　按照德国的法律，人要工作到67岁，李欣不知道自己还能工作多久，在大学继续授课，或者退休之后去做一些公益活动，甚至写作，都是她的人生计划。李欣甚至开始学习太极，并打算在未来开展面对德国友人的授课——“每一天让自己活得精彩一点，这一段人生才能精彩”。小时候李欣很喜欢泰戈尔的一句话：尽管走下去，因为一路上鲜花会不断开放。“星星港”的会歌歌词是李欣写的，当中有这样一句：“人间有难共担当，莫说前路无希望”。“我告诉自己：每一天我笑一次，就是人生这条路上又开了朵花”。每天清早起来，李欣会在心里对自己的儿子说：你看，今天妈妈又要去做让你放心的事，妈妈会生活得很好。

林洁（化名）造船厂行政人员：“我不要永远悲伤下去，我要开开心心地生活”

　　当林洁的女儿鸣明脚上第一次开始出现出血点的时候，林洁所在的厂医院主治医生正在吃午饭，而那位助理医生显然并没有把这个症状太当回事，他说：“大概是血小板减少症，回去补充点营养就好了”。直到有一天，鸣明在林洁办公室的沙发上昏了过去。再去医院，医生说：“你们去大医院吧”。

　　那天是星期四，下午去医院，已经有了不详预感的林洁带上了家里所有积蓄，当医生说：“你的孩子得了白血病”的时候，她懵了。一边不住地流着眼泪，一边还很努力冷静地问：“现在白血病在国内国际怎么个治法，你们医院怎么治疗？”办理住院手续，鸣明开心地说：“太好了，我明天可以不要上学了！”而她后来真的再也没能回到学校。1994年5月7号看病，9日入院，住院9个月，大年三十回家观察……事情过去了多年，但林洁依然牢牢记住了每个日期。至于什么粒细胞、巨型吞噬细胞、非淋巴性白血病这些专业性的术语，她也能如数家珍。2年时间，2次入院，一次好转，一次意外的输血感染肝炎，治疗肝炎期间导致白血病再次复发……虽然发动了家族里所有的人脉，运用了所有的能量和努力，欠债十几万，15岁的孩子还是走了。林洁料理了孩子的后事，把手里余下的特效药全部捐献给了医院，奇怪的是她一直没有哭，直到有一天办理完手续走出工厂大门，她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失禁，而这种状况此后延续了很长时间。下班以后的傍晚，也成了林洁最害怕的时间段。“那段时间，常常是我一个人买了菜，回到家放在桌子上，灯也不开，一坐坐上不知多久，直到丈夫回来，拉着我出去吃饭，买回来的菜没人做，留不住就扔掉”。有的时候，林洁索性不回家，下了班就在上海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一连走上几个小时。

一个巧合的机会，朋友介绍她加入了“星星港”，刚好发挥她热心和擅长组织工作的特长，但是林洁不赞成把社交圈局限在“星星港”内部。参加同学会，性格爽朗的林洁说：“你们哪一个人的孩子结婚，都记着叫上我，我一定会过来喝酒，我自己没有孩子了，你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很显然林洁就是那种可以坚强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去生活的人，只有一次，因为劝慰另一位经历丧子之痛的母亲，经过一个下午的交谈之后，对方情绪好转，大家一起去吃晚饭，饭吃到一半，林洁自己跑进洗手间偷偷吐了——也许伤痛会永远深深地隐藏在她内心的某个角落，但林洁说：“我不要永远悲伤下去，我要开开心心地生活”。

　　1999年，林洁离开了和孩子共同居住过的旧宅，搬了新家。2000年1月1日，她第一次出门去主持亲戚孩子的结婚喜宴，那天她穿了身特别漂亮的唐装，外面套上了一件大红的风衣，那天上午林洁和同学聚会，晚上参加喜宴，林洁笑着说：“那天，我喝了一天的酒，就像自己的孩子结婚一样开心”。现在，林洁是“星星港”的志愿者之一，有的时候，新加入“星星港”的丧子家长会打来求救电话，要求她们去家里做心理辅导，但等林洁人到了楼下，对方却又闭门不见了。总之，什么样的情况，林洁都经历过了，但这不会影响她继续做志愿工作的决心。业余的时候，林洁会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从养生保健到心理学，她都有兴趣。林洁说：“现在有的时候人想要的很多，但却会漏掉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心灵的宁静——现在我觉得，这对我是最重要的”。

王一波 （化名）银行职员：“给别人做心理辅导，首先自己要强大”

　　王一波说自己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现在也差不多是半个心理医生了。他可以很清楚地罗列出当人在面临突然的情感打击之后必经的7个心理阶段，因为这所有过程，他和他的妻子，都一一经历过。

　　儿子患淋巴瘤去世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了，在银行工作的王一波是个典型的理性派，他认为自己恢复得很好，“因为我们年纪都比较轻，另外我们都还在工作”。虽然在初次见面，还没开口说话的时候，能从他身上感觉到一丝隐约的回避。

　　“我查阅过资料，在上海，每天有18个左右未成年人去世。这就是说，每年只上海将近有7000个家庭成为丧子家庭，扩展到全国范围内这个数量更加惊人：到2020年，全国将近有110万家庭丧子；到2038年，全国会有151万家庭成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了充分了解类似事件的发生概率，王一波充分显示了金融人员擅长分析和数字调查的天赋。关于自己和妻子曾经经历过的情感劫难，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去。

　　孩子去世一个月，他们夫妇俩通过墓园的关系加入了“星星港”，但也许因为是男人吧，王一波说他自己独自撑过了那段时间。“安排完孩子的后事，虽然公司给了我们一个月的丧假，但我们夫妻休息了十几天就去上班了”，他说：“毕竟人还是要生活下去”。

袁丽燕，“星星港”副董事长：“用工作来拯救我自己”

　　作为“星星港”的副理事长，袁丽燕也遭遇过儿子因肺癌去世的打击。像很多以孩子为骄傲的母亲一样，她会在交谈的间隙给我们展示手机里存储的儿子的照片，从童年时的黑白照，到儿子二十几岁刚刚上班时拍摄的正装照，“你的儿子很帅！”——听到我们的惊呼，袁丽燕笑得很优雅。也许因为同是上海女人的原因吧，她那种笑，很矜持的妩媚，让人觉得有一点张曼玉的影子。

　　2005年，袁丽燕加入“星星港”，当时她是一位悲哀而且自责的母亲，为了让自己摆脱退休后的忧郁状态，她为自己做了两件事，一是开始在一家互联网协会担任管理职位，二是担任“星星港”的理事工作，“因为我需要工作来救我自己”。

　　在“星星港”内部，那些未能成功摆脱忧郁状态的家长发生了不少自杀和罹患癌症的例子，“假如当时他们的情绪能及时获得疏导和关怀，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的“星星港”有六十多位志愿者，并且公开面向社会招募心理咨询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已经有几位自杀未遂或者深度抑郁的丧子家长逐渐恢复了健康，受助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也通过进修获得了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开始了自助助人的生活。“我们的家长中有不少人性格很内向，仅仅一个阶段的心理咨询或者短期的朋友陪伴其实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有这个经历的人都知道，每当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情随时会陷入绝望。所以，‘星星港’这个组织对于丧子家庭来说，真的是一种护佑”。

　汶川地震后，“星星港”组织了捐款，并派出20位家长作为志愿者组成““星星港”精神救援队”赶赴汶川、什邡、黄龙溪和映秀。下了飞机，成都所有的车都不敢上路，他们最后找到了一家爱心公司，派了车从成都开上山的时候，石头还一直从山上震落下来。“当时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家长们抵达映秀的时候，他们找到灾区的民政局说明来意，当地官员很惊讶，派出工作人员一户户带着他们去走访那些丧子家庭，“一开始，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会经常走到最初埋住孩子的学校附近去流泪回忆，他们对外面来的人都很冷淡，躺在床上，脸朝着墙壁，听到我们说自己也是失去孩子的父母时，他们才转身坐起来，愿意和我们交谈”。

　　在“星星港”家长的劝说下，这些自我封闭的父母逐渐开始打开自己的心防，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并不再拒绝计划自己的未来生活，他们甚至组成了类似“星星港”一样的民间救援互助队——在灾区，“星星港”的精神救援队做到了专业心理咨询师没有做到的事。于是，当第二年“星星港”到四川回访的时候，因为山路没有修好，事先得到消息的当地人担心他们的安全，从映秀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劝救援队就地住宿。很多去年见过面的灾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曾经被他们安慰过的许多年轻母亲已再次怀孕，新的生命还会陆续诞生，暂时遮盖住旧伤，虽然曾经的伤痛可能永远也不能被真正遗忘。

　　“未来我希望政府能够给类似“星星港”这样的民间组织以官方的支持，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去救助更多失去孩子的人，其实我们所做的事，就是要为社会消除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