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真相走到了谣言前面。尽管是些告知性提示,但新余市的紧急御灾措施,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信息的透明化,给市民注入了“镇定剂”,打消了他们无谓的恐慌情绪,一场可能发酵成“信任危机”的安全事故,也化险为夷。

　　化学物泄露,拷问的是企业对安全生产责任的践行,而当它威胁到百姓安全时,责任链上无疑又多了“政府作为”一环。能否及时消弭群体性焦虑,化解救灾难题,将社会风险降至最低,是铺在政府施政能力面前的一张试卷。

　　新余政府部门随机应变,没有蓄意隐瞒,而是将突发事故的危害公之于众,据实以告加上因势利导,势必会消减许多“负面想象”,也将致乱之源消除在政策性温情里。在政府的积极作为下,某些有可能被放大化的讹传也就没了“以一传十”的现实土壤。

　　揆诸现实,“新余式教材”的确值得不少地方好好学习。一些地方,本是可以制度化的信息公开去消解的矛盾,却因某些主管部门的“捂盖子”而层层激化;群众也成了“不明真相”的围观者,往往在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还被蒙在鼓里。而信息封锁与误导,从来都是“欲盖弥彰”,不但滋生出更多的公共纠纷,无补于问题解决,还会毒化执政环境,撕裂政府与群众之间本应有的信任关系。

　　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提出著名的关于流言传播的公式:公众愈认为重要,同时愈感到模糊不清的信息,传播得愈快愈广。所以,“堵不如疏”,应是众多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之方,而基于卸责或护短需要的隐瞒,只会延误应对的最佳时机,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新余的“用信息透明去救急”,就是对公共事件“公开优于隐瞒”定律的正面演绎。

　　为了稳定而遮蔽,其实是似是而非的“维稳逻辑”,也经不起“现实之手”的推敲。“化学物泄露”事故过后,怎样调查问责、弥补安全漏洞,都是对当地政府执政智慧的严重考验,而公开永远是上策。令人欣慰的是,新余的“短信安民”之举也是一种“排毒”,它排减了几许“泄漏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为类似事件的处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