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假日期间，“加班费”问题成为热议话题，其中不少人表示加班费不能如愿拿到。媒体调查显示,超过一半人表示两节加了班，但其中有87%的网友表示没有加班费。对于“如果没有领到加班费，会怎么办？”有70%的人表示会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反抗，6%的人会去单位协商或者向有关方面反映。此外，还有3%的被调查者表示会选择辞职。(10月3日《新京报》)

　　从调查看，困扰整个社会的“加班费”发放还是难尽如人意。职工双节“加班费”难以兑现，损害的是职工双重的权利———休息权和收益权；不仅如此，也亵渎了法治，使公共治理的诚信度大大降低。“加班费”难以落实不是小问题，而是凸显公民社会的短板———法治旁落、公权乏力、资本强势及权利之殇。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秋节前，最高法院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用人单位隐匿加班证据应该担责。遗憾的是，对于没有领到“加班费”的人们来说，只有6%的人会去单位协商或向有关方面反映。可见，对于权利的折损，积极维权的比例很少，大部分采取的是逆来顺受或消极抵抗的方式。公民不愿依法依制维权，不能称之为公民社会；公民鲜少拿起法律武器护佑自己私权，则是法治社会的尴尬。

不过，如此境遇却不能归咎于公众个体，没有哪个人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关键在于现实的市场环境阻滞了职工的维权愿景，即人们并非不愿依法维权而是不敢维权。一方面，劳动者的权利虽然规定得相当具体，但依然是抽象的纸上之善，要让劳动者的权利变成现实实惠，一要靠企业的执行，二要靠监管者的跟上，三要靠依法维权的成本较为低廉。事实是，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企业逐利的欲望炽烈，资本注重利润而不是劳动者的权益。此外，公共治理的全过程监管还不到位，劳动者的权利难以保全。因此，虽然法治和公权规制了公平的制度和维权框架，但是由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对等，法定的权利因为维权成本的高企而实际上空置。因此，在法治、权力、资本、权利的四方关系中，劳动者的权利实质上是被异化的。

　　另一方面，劳动者逆来顺受地接受权利的打折却能换来生活的相对安定。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不景气依然笼罩着中国，据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日前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每年倒闭的国有企业将近5000家，其中也包括中央企业。另据数据显示，2009年末，我国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达915万人。一职难求成为中国社会的难题。在此职场困局下，企业和劳动者的博弈是前者占有强势地位，甭说休假权和工资补偿权利，即便是正常的工资收入和“五金”缴纳，企业也是尽可能地缩水。为了饭碗，劳动者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此外，通胀的压力，市场的失衡，企业经营的困难，已经成为企业的宣传手段，并以此作为减少职工权利的借口。

　　双节“加班费”导致的权利之殇，救赎之道不能靠空洞的法规条文，更不能指望资本的良心发现，而要靠有力的公共政策执行去激活法治效力，纠偏失衡的劳资关系，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等。同时，要降低维权成本，使劳动者敢于维权。(张敬伟）